私人藏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郑玄、蔡邕等就以丰富的藏书著称。宋代以后，随着雕版印刷的兴起，私人藏书更是成为一时之盛。瞿氏的铁琴铜剑楼、丁氏的八千卷楼等至今仍芳名远播。从古至今，私人藏书在保存书籍、延续文脉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兴起，一度使私人藏书陷入沉寂。不过，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私人藏书“热”正在复苏。近日，记者采访了参展过2015年由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册府千华——民间珍贵典籍收藏展”的部分藏书家。
一、书香世家，遗风犹在
近代，我国涌现出一批藏书名家，周叔弢就是其中翘楚。周叔弢出生于晚清的官宦实业之家，他一生嗜书，以“自庄严堪”为自己的藏书室命名，前后收藏过宋本近百部，他的藏书室与傅增湘的“双鉴楼”、李盛铎的“木犀轩”齐名。
尽管周叔弢的藏书大部分已捐献国家，但爱书、藏书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他的后人。
周叔弢的小儿子周景良记得，当年的家中有三间屋子是专门存放藏书的。如今，周景良的卧室里还摆放着一个父亲留下的浅黄色木制书箱，周叔弢的藏书大都装在这样的书箱里，用樟木做盖子，专门用来装善本书。
周景良告诉记者，父亲从不吝惜给孩子们买书，但也对他们严格要求，蘸唾沫去翻书、折页等行为都是明令禁止的。为了防止把书弄脏，需要常看的书籍，周叔弢会重新买一套专门翻看。
受家风濡染，周氏家族学者辈出，如佛学家周叔迦、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研究者周珏良等。周叔弢的侄子周绍良也是一位著名藏书家。与周叔弢不同，周绍良的收藏主要为他的学术研究服务，小说、宝卷、红学是他主要的兴趣所在。周绍良收藏的明清时期出版的小说有一万多种，其中不乏珍本。王佩诤的《续补藏书纪事诗》中即有《周绍良》一首：“深闺文笔六百卷，榴花入梦鼓子词。小说珍本复孤本，牛腰巨梃箧藏之。”“榴花入梦”即指周绍良收藏的清抄本《榴花梦》，这是我国最长的一部弹词作品，为现存的孤本。
虽然周氏家族有藏书的传统，所收藏书价值连城，但周叔弢和周绍良的藏书基本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如今，周绍良的儿子周启晋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也是圈内有名的藏书家。他向记者坦言，虽然从小爱读书，但一开始并没有想要藏书。直到2001年周绍良病笃，将一部分藏书授予周启晋，他才慢慢开始藏书。“藏书最大的乐趣是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读书之门。”周启晋说。在周启晋的藏书中，唯一继承父亲藏书的板块是宝卷收藏。当年周绍良仅留给他二十余种宝卷，但周启晋目前的收藏已经达到二百多种，其中不乏珍品。
相对于宝卷，周启晋更为看重自己“路边文学”、饾版拱花、清代民国影宋刻本的收藏。周启晋从小热爱文学，专门搜集了一个《西厢记》系列，其中最名贵的是明代起凤馆的西厢记版画。新文学也是他感兴趣的方向之一。周启晋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所收藏的《死魂灵》鲁迅译本。《死魂灵》的初译本是鲁迅生前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周启晋为之作了题跋，“余前所得‘域外小说集’为鲁迅先生早年译作，素有新文学第一善本之称，此书则为其晚年最后译品。书衣尚存，是可珍矣。然唤回七十三年梦，人间依旧死魂灵。鲁迅先生泉下有知，当为之一恸也！”
二、在藏书中探寻治学门径
学者一直是藏书家的主体，古代的陈振孙、钱大昕，近代的陈垣、郑振铎，莫不如是。他们或熟识版本，或精于校勘，通过藏书探寻治学的门径。在今天的学者中，也不乏藏书家，他们多从事文史之学，如上海的周振鹤、浙江的范景中、山东的杜泽逊等。学者藏书往往不以宏富著称，而以专精取胜。
提起碑帖的收藏与研究，很多人都会立刻想起孟宪钧。孟宪钧是文物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他的碑帖收藏源于少年时对书法、绘画的兴趣。碑帖是中国书法的源头，唐以前的书法墨迹多已不存，但往往可以从碑帖中一窥其真容。自中学时代起，孟宪钧就常去琉璃厂寻觅一些碑帖的影印品，后来转而收藏一些碑帖拓本。时日渐增，孟宪钧鉴赏碑帖的眼光也渐渐得以提高，并且幸运地得到了启功先生的赏识，先生不仅为他选购碑帖出谋划策，还为他的藏品题跋题签。在孟宪钧的收藏中，由启功先生题跋的碑帖就有数种之多。
中国自古就有碑帖之学，碑帖收藏在古代一直受到文人学者的推崇。随着现代学科的建立，这门学问渐渐衰落。孟宪钧决心将碑帖之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古人对于碑帖鉴定有一系列的经验和方法，我想将这些经验进行概括、总结，传承下去。”孟宪钧说。
碑帖的鉴定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不仅需要古文字知识，又需要懂书法、辨图章，还需要一定的文献和历史知识。孟宪钧常年钻研的古文字和书法知识由此派上了用场。他告诉记者，清代的碑帖之学主要分为三类：钱大昕以碑帖证经补史、翁方纲擅长碑帖鉴定、王昶则致力于资料汇编。经过多年的收藏和研究，孟宪钧总结出了鉴定碑帖的五项标准：真伪、早晚、多少、好坏、贵贱。早晚指其年代，多少指存世数量，好坏指碑帖品相及艺术价值，贵贱指其不同时期的价位。这其中的每一项无不需要多年的阅读和实践积累。在“册府千华——民间珍贵典籍收藏展”中，孟宪钧展示了他珍藏的《董美人墓志》原拓本，书法秀丽工稳，是墓志中的珍品。
在碑帖之外，孟宪钧也收藏古籍，他特别留意的是稀见的诗词集和金石著作。记者了解到，孟宪钧收藏的金石学研究资料在有些方面比部分图书馆还要齐备。比如叶志诜的《平安馆金石文字》七种，国家图书馆藏有四种，上海图书馆藏有三种，孟宪钧则集齐了七种。他说，金石书的收集和碑帖收藏是相辅相成的，它可以帮助考订碑帖的年代。
20世纪八十年代末，孟宪钧将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小残卷斋”，他说，这是因为他所收藏的碑帖和古籍相比于古之藏书家，只是一堆“小破烂儿”。1991年冬，启功先生在为孟宪钧题写“小残卷斋”的匾额时，也称自己的藏书室是“小零片斋”。的确，相对于古人宏富的藏品，今天的收藏家实力略显单薄。“不过，我们生得晚，能看到的资料更多，再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前人的讹误。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优势。”孟宪钧说。
通过藏书研究版本、目录可以说是古之藏书者的传统。在今天，这样的藏书家也不乏其人。记者在红墙翠瓦的紫禁城深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员翁连溪，他是中国殿版古籍领域的著名专家，平时也收藏古籍善本。翁连溪家中就有藏书的传承，再加上工作需要，他的藏书也不断增多。他告诉记者，在古代，越好的书往往翻刻越多。要想弄明白书是第几版，有没有递修，属于哪个系统，需要熟悉纸张和墨色。“从书本上学到的只是一些文献知识，要真正了解书的版本还需要经常接触实物。”翁连溪说。
尽管在图书馆工作，翁连溪却深感看书的不易。在故宫博物院这个平台，他长年与国内外古籍收藏界人士来往，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友人，发现民间收藏界往往卧虎藏龙。因为熟识全国各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民间的藏书家，翁连溪集合这些力量，将珍贵的版本影印出版，让更多的人受惠。目前，他正与文物出版社共同推进《中华珍本丛刊》的整理和出版。“我希望通过出版工作弘扬中华文化。很多藏书是私人的，没有与民间藏书家的交往是做不到的。”翁连溪告诉记者。
三、领略藏书典雅之美
黄宗羲曾经说过：“藏书非好之与有力者不能。”雄厚的财力是藏书的重要保障。近代以来，在金融家和实业家中涌现出一批藏书家，如卢靖、蒋汝藻等。如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实业家也走上了买书、藏书之路，韦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民间珍贵古籍研讨会”上，韦力递给我一张特别的名片，有“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朱印。1981年，韦力还在读高中时，在一家旧书店看中了一套《古文源鉴》，攒了四个月的钱买下了这部书，他也由此开始了藏书生涯。起初，他也只是摸索着买些书，后来经由名家点拨，更靠着多年持之以恒的学习和实践，他才渐渐找出了藏书的门道。
大学毕业后，韦力从事外贸生意，转而又下海经商，这为他的收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生活方面，他不喜奢华，唯独在买书上不惜一掷千金。现在，他收藏古籍8万余册，宋元刊本40余部。他告诉记者，其藏书主要分6个专题，包括名家批校本、稿抄校本、活字本、西学东渐著作、碑帖和印谱等。其中的珍本佳刻不胜枚举，甚至不乏海内孤本，如《契丹藏》《玄都宝藏》等。就收藏的标准而言，他不仅看重文物价值、审美价值，还看重资料的学术价值。
与韦力谈话，时刻能感受到他对传统人文价值取向的尊崇。就古籍收藏而言，他不仅喜好宋元善本，更独独偏爱经学书籍的收藏，他的藏书中就有珍贵的明嘉靖年间李元阳的《十三经注疏》。在如今的收藏市场上，经部的书籍比较少，价格也相对便宜。韦力却逆潮流而动，遵循自己心中的标准。在他看来，经部书籍代表着中国人文的精髓。“藏书不是简单的堆积，四部分类法有尊卑之分，经部的地位最为崇高。清代是经学大发展的时期，然而很多重要著作最终都遭到毁坏或失散了。虽然时代相对较晚，但这部分书籍却并不好搜集。”韦力说。
韦力常常强调，藏书家与研究者不同，藏者与书的感情往往更加深厚。“人生不满百”，宋元善本在世已几百年，而藏者只能与他相处几十年，只是它流传过程中的一环，就应更加珍惜人与书相处的短暂时光。翁连溪曾这样评价韦力，他是真正的爱书之人，不仅买书、读书，还写书。韦力极欣赏藏书家黄丕烈的书跋，自己也针对收藏的一些精椠名抄撰写书跋，追溯源流、审定版本、考订讹误、记述趣闻，这些书跋汇集成了《芷兰斋书跋三集》。
源于对藏书的爱好，韦力爱屋及乌，也萌生了对藏书楼和藏书家的兴趣。1998年，他在搜寻藏书楼资料时发现，大多数材料对藏书楼地址和现状的描述语焉不详，便由此踏上了寻访藏书楼的旅程，足迹遍涉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最近几年来，他又开始寻访藏书家之墓，走访大约两千处文人遗迹及古墓。如今，随着新媒体的盛行，韦力也开设了自己的公众号——“芷兰斋”，记述自己寻访藏书家和藏书楼的行迹，并经常与读者互动。“尽管在现代社会，人们离书越来越远。我还是认为藏书是最传统和典雅的，我很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其中的乐趣和价值。”韦力对记者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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