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文学史的记述看,诗人卞之琳的第一本诗集为1933年5月出版的《三秋草》。其实,在此前还有一部《群鸦集》由他人编辑出来,可惜最后出版受阻,不然的话他的处女诗集发表时间可前推两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两部诗集的编辑或问世,均与已广有声誉的小说家沈从文有直接关系。
沈从文为《群鸦集》写“附记”
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中,这样叙述他开始写诗的动因:“我从乡下转学到上海……经过一年的呼吸荒凉空气、一年的埋头读书,我终于又安定不下了。说得好听,这也还是不满现实的表现吧。我彷徨,我苦闷。有一阵我就悄悄发而为诗。”
当时的卞之琳,是颇为不自信的。这段时间写的作品,“自行销毁的较多”。1931年,诗人徐志摩在北京大学兼课,为卞之琳他们上“英诗”课。尽管卞之琳写诗“总想不为人知”,可大诗人在前,这又是任何想写诗的人都不愿放弃的求教机会。在课余,卞之琳终于把自己的诗作抄录一些,交给徐志摩。卞之琳诗作虽主要用口语,但他已开始试着用格律体来约束,同时凝练自己的作品了。在青年诗人中,这个起步是很高的。徐志摩一读之下,很是喜欢。他将这批作品带到上海,和沈从文一块读了,沈从文也颇为欣赏。两人便商议将它们汇聚出版。
为此,与卞之琳还不认识的沈从文给卞写了很长一封信,说他和徐志摩都认为这批作品可以印成一本小册子。沈从文还拿其中一首题目命名:《群鸦集》。认真读后,沈从文还为这些诗作写出一篇颇有见地的“附记”。
《群鸦集》“附记”从一些自以为是的诗人说起,表示自己“却不喜欢这种诗人,也正如我不喜欢这类文人一样。”既然表达看法,沈从文当然有喜欢的东西:“诗人同他的诗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便是平淡朴实。他的诗,不是为了安置辞藻而有的。他写诗,他的诗即或表现到一种最高的德性,作品有不可磨灭的光辉,他也并不以为自己不是一个人……他若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忧郁,假若说,他是不缺少年轻人的忧郁的,他一定得喊出难受的苦处,吐出那闷在心上的一团……他用的手段,没有比用诚实为再好的手段了。”
这段议论甚至牵涉到为文和为人的联系。当然,由此引出的自己欣赏的诗人,就应该具备了他赞赏的品质才是:“但弃绝一切新旧辞藻摒除一切新旧形式,把诗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时期文学革命的主张上,自由的而且用口语写时,写得居然极好,如今却有卞之琳这本新诗。”“然而当我把诗的趣味,放在新诗最初提出的那一个方向上去时,我以为之琳有几首诗,达到了一个另外的高点,使我觉得更喜欢了。”
沈从文出资印出《三秋草》
卞之琳的诗有哪些使人“喜欢”的地方呢?“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感,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诗的艺术第一条件若说是文字的选择,之琳在这方面十分的细心,他知道选择‘适当’的文字,却刷去了那些‘空虚’的文字。”
沈从文虽然看出卞之琳的优长,但“这个集子在他还是试作,据说送给人看时还很羞怯,这羞怯处也就正是他有无限希望可以向完全那个地方走去的好处。他能保留那个态度,并且独自从那个方向做去,他的成就,决不至于到印一本书以后便完事的。”对于卞之琳的未来,沈从文给予很大期望:“朴素的诗将来的最好成就或者应当归给之琳的。”沈从文不仅眼光独到,表达也委婉曲折,是能传达出丰富生活体验的画面感文字。
这篇高度评价卞之琳诗作的“附记”,卞之琳很快读到了:“不久在创作月刊上意外地发现了从文的一篇群鸦集附记,看了才知道自己的小册子名字也有了。”对于一个想从事写作的学生,鼓励的程度可想而知。当年11月,徐志摩也致信卞之琳。表示:书“迟至十一月总可出版”。可不久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本人对中国,尤其上海的文化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所以“从此虽然还不时得到出版的消息,却始终只见到一次预告。”这部《群鸦集》终于胎死腹中。
《群鸦集》最终虽未印出,可徐志摩和沈从文的欣赏,尤其还不认识的沈从文写出文字指示优长,大大鼓舞了初学写诗的卞之琳。1933年春假,卞之琳先前翻译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十首,被《新月》杂志收下,稿酬是几块银元。拿着它,卞之琳“小游”青岛,去看望在那里任教的沈从文及也写诗并翻译的孙大雨。到那就住在沈从文宿舍。谈诗论文间,他们一定感叹《群鸦集》的不济命运。这一页揭过,卞之琳又谈到自己在1932年秋天时,新写了十多首与先前作品“风格稍异”的诗歌,想叫做《三秋草》。沈从文一听,二话没说,提笔就题写了“三秋草”几个字,并马上从抽屉里取出三十元钱来,交给卞之琳,让他快快将《三秋草》印出来。
开抽屉时,卞之琳看到里面有几张当票,知道沈从文自己还在典当东西过活,便坚持不接钱,可沈从文坚持让他拿上。卞之琳后来说:“我终于未能违命”。拿了钱,出版了自己的处女诗集。
这本收有十八首诗作的《三秋草》,印制过程还略有周折。北平印刷厂的人看到这本书太薄,没多少利润,也就不大在乎。提起来,总说:“那本小书,那本小书……”作者卞之琳却偏偏要认真费事。他要用穿钉方式装订起来,要不裁边,即“毛边”,还要整齐……为买纸,他和罗大冈一起跑了很多家店铺,又要经济,还求实惠,可大都不理想。最后罗大冈想到了一种韧性较好的薄吸墨纸,一试之下,大为满意:“这种纸真妙,铅字印上去墨色像从里边长出来似的,特别平整……”“果然很合适,结果花钱不多,印出来的三百本小书却不十分寒碜。朋友们见到了都说印得很好……”这样,卞之琳就在自己大学毕业前夕,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为他以后的文学道路,奠下了一个极为有益的基础。
因为是沈从文出资印出,《三秋草》的版权页上卞之琳印上了“发行人:沈从文”的字样;书店还是用了先前要出版《群鸦集》的新月书店,时间是1933年5月。那时印一本书的时间,还是蛮快的。此时虽然新月书店几乎支撑不下去了,可这批三百本书,还是交给了他们代售。由于印制早而少,如今要找到这册小书,已经很不容易了。
沈从文专意写出《卞之琳浮雕》
1934年,已经很少作诗的沈从文,专意写出一首新诗《卞之琳浮雕》,对卞的作为和爱好作了别异的描摹:
两只手撑定了尖下巴儿,
心里头画着圈子:
(不是儿戏,不是儿戏,)
“我再活个十来年,
或者这时我就应当死?”
说老实话生活有点儿倦,
唉,钟,唉,风,唉,一切声音!
(且关上这扇门,得一分静。)
“天气多好,我不要这好天气。
我讨厌一切,真的,只除了阿左林。”
这也许是沈从文感受到的卞之琳吧?或者卞本人不这样认为,可是阅读卞之琳的诗歌及其他作品,这样的状态倒是挺传神的。
据资料记载,卞之琳后来还受到沈从文的照拂。1936年,卞之琳的工作并不顺当。沈从文知道了,便给胡适写信,希望能通过文化基金会,给卞之琳一点可以发挥其特长的翻译工作:“多数人都承认卞之琳译书极认真,中文也相当好,外国文基础也很好。人家都说他是这几年北大出的好学生!现在做的事似乎不是他宜做的事,对自己无益,对学生也无益。教书不译书对各方面都是损失。文化基金会每月出一百来块钱并不是件困难事情,我希望您还能给他这个译书机会,要他不必再教书。”(见《沈从文全集》18卷223页)后来卞之琳确实获得了为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会翻译文稿的工作,他本人说是自己的老师余上沅推荐的。也许是,可见沈从文给胡适写信为他寻找这份工作的事,并没有告诉卞之琳。这样的不张扬作为,真正为君子之风。
沈从文初闯文坛时,艰难异常,后幸得徐志摩、郁达夫、胡适等人扶持,才渐获声誉,并终于成为一代文学大家。由于这段经历,沈从文对文坛后学,多大力帮助,毫不吝惜精力或金钱。他的弟子汪曾祺说曾见到他为学生的作文写的批语,有时超过原文;帮助文学爱好者把稿子往外寄,光邮费就是很大一笔。这里,通过卞之琳两部诗集的评介或出版,我们又一次看到沈从文这样的无私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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