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的一天，西宁市民李国钰来到了西海都市报社。他打开一个悉心用报纸和棉布包裹的是一本书，书封上写着三个楷体繁体字“野处集”。李国钰祖籍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他说：“这本《野处集》卷一是《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中的一本，是父亲李生芳的藏品。多年前,父亲时任民和县官亭镇镇长，除《野处集》卷一外，他还搜集了《唯宝集》等共15本残存本。”因为那次搜集整理，李生芳也了解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在青海的来龙去脉。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规模庞大的百科丛书。它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的历代主要典籍，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余种，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据了解，《四库全书》原抄七部，后因战乱，到如今只剩三部半。其中,文渊阁本是成书最早、保存最完好的版本。
　　李国钰的这本《野处集》卷一是上世纪30年代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中的一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是我国自《四库全书》成书后的第一次影印。因为受条件限制，当时只影印了80套，其中一套辗转来到了青海。

　　母本是文渊阁旧藏
　　影印本采用的是仿古线装书样式，繁体竖排。书长20厘米，宽13厘米。土黄色的书封上写着书名《野处集》卷一，旁边有一个方形的红色印章，上面的字迹很模糊，依稀辨认是“国立西宁师范图书馆附设官亭小学藏”。
　　翻开《野处集》卷一，书的扉页也写着繁体“野处集”三个字，在“野处集”三个字的左侧写着“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别集类。”《四库全书》因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得名四库。这本《野处集》卷一属集部中的别集类，别集是指个人的诗文汇编。
　　扉页的背面，在一个细线画成的黑框里写着“商务印书馆受教育部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委托景印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本。”下面是印有“国立中学图书馆筹备处之章”的大红色印章。
　　再往后翻是由乾隆时负责《野处集》编修的总纂官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以及总校官陆费墀撰写的提要。内容大致是《野处集》的作者介绍、内容简介，以及编纂情况。之后才是《野处集》正文内容，在正文第一页，印着一枚“文渊阁宝”的红色印章，几乎占书页的二分之一。书的最后是一枚“乾隆御览之宝”的灰色印章，还有参与此次校对的官员名称。“因为是影印本，所以‘乾隆御览之宝’的‘印章才是灰色的。”李国钰说。

　　因抗战影印《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从成书后一直被皇家书阁所珍藏，但是经过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七部《四库全书》就只剩下了三部半。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北平告急。为了保护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大批古物开始南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才从北京到了上海。当时的有识之士害怕《四库全书》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战火的焚毁，便再次提议影印《四库全书》。1934年到1935年间，影印任务由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承担，影印本被定名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此次共影印80套《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共计231种，分装1960册。
　　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为了保护《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它们大多数都被送往了各地的图书馆保存，也有少量被私人收藏。分散于民和三川地区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之所以从上海来到青海，与我省文化名人朱海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用毛驴驮进青海
　　朱海山出生于民和县官亭镇结龙庄的一户农民家中。他自小聪敏好学，处事干练，还精通藏语、汉语、蒙古语等。上世纪30年代，他曾担任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科长。1933年，朱海山回乡省亲，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的三川地区，百姓们面黄肌瘦，目不识丁。
　　“第二日，朱海山就召集了当时三川地区的绅士，提出了要改变三川地区贫苦的状况，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人才。他还将自己省亲所带的一千块大洋捐献了出来，连同乡亲们捐献的财物一起，筹办了三川地区第一座小学——官亭小学。”李国钰说。有了学校，自然需要许多书籍，只有博览群书，才能启迪思想。于是朱海山又创办了官亭图书馆。
　　这时，恰是日寇侵华战争日益剧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刚成书的时候。为了保护这批文化遗产，朱海山便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将一些重要的史籍移送一批到大西北保存。就这样《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及许多名著便从上海来到了青海。
　　“听村里老一辈的人讲，这些书运到兰州后，再由官亭的百姓从兰州运到官亭。当时的交通工具落后，交通非常不便。官亭的百姓只能用毛驴去驮运，驮回这些书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李国钰说。

　　从官亭图书馆到青海省图书馆
　　原国立师范学校图书馆附设官亭小学是最早珍藏《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地方。“老人们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运到官亭后，就被安置在官亭小学。不同于其他书籍，学生可以拿到家里看，这套《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只能在学校图书馆看，决不允许有人私自拿出去。”李国钰说。
　　1941年，于佑任考察西北，到了民和后还去了官亭小学。“听说于右任还亲自为官亭小学写了一副对联，对联曾一直挂在官亭小学的门口。只是对联的内容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了。”李国钰说。
　　后来，国民党当局要强行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转到青海省图书馆，三川的百姓知道后，手拿刀子、矛和棍棒，日夜守卫在书库里。这样，《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才没有被拿走。
　　在岁月的流逝中，大部分《四库全书》影印本都散佚了，只有少部分留在了民和民间。

　　见证民和崇文乡风
　　为了了解《野处集》卷一的价值，记者找到了我省收藏家胡其伟先生。他仔细翻看了《野处集》卷一之后，说：“这本《野处集》卷一拥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胡其伟说，《野处集》是元代文学家邵亨贞的代表作。邵亨贞是云间(上海松江)人，他生活在元末明初。他是一位古代掌管学务的官员或官学教师，足迹不出乡里。《野处集》的作品里没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和恢宏的气势，记述的内容多是发生在江苏的一些事情，里面的许多所见所闻，对研究江苏地区的文化、民俗有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现在在青海只有少量的残存本，但这也证明了当时的河湟地区也是一个注重文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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