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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知识

《古今图书集成》与中国传统文化

来源:本站 | 发布时间:2018-10-17 | 浏览量:725234

文/张瑞龙 

来源/古今图书集成
一、类书与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哲学宗教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文化艺术有诗词曲赋、小说戏剧,上至天文地理、帝王将相的智慧谋略,下到草木鱼虫,贩夫走卒的医卜星相,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全面而深厚的文化积淀。那么,有没有一种书能让我们一部在手,就能全面、深入而且系统的查阅、了解和掌握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加深我们的学识、增进我们的修养,提高我们的素质和修为呢?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嘛,其实,这不仅是我们现代人,也是中国古人所梦寐以求的。

这种类型的书,就是在中国古代就是类书,也就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它就是把人们认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以及在生产和生活中积累和创造的各种文化、知识、技术、思想、艺术、宗教等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做全面的搜集整理,形成一部百科全书。具体说来,把记载这些方方面的书籍和相关内容,做分门别类地搜集、整理和编排,形成一部新的书籍。这样的书籍,最早出现在三国时候的曹魏,那时候的魏文帝曹丕特别喜欢文学创作,但又没有时间把那时候留下来的古人的书籍全部读完,当然这里面也有书写材料的局限,那时候书的载体主要还是竹简、木牍以及纸张、丝帛等并用,在这之前,多是竹简、木牍,书籍一是繁重,二是很难获取,所以他就命他的臣子,编纂了一部中国古代最早的类书——《皇览》,意思是就是专供皇帝阅览的书籍。这也开创了类书编纂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大规模的类书,或质量好的来说,多有皇家或皇室主持编纂,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皇家了获取书籍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有他们独家的皇家图书馆——所谓的中秘藏书,民间力量是很难,因为那时候很少有民间的图书馆。

后来,随着书籍的繁多,尤其是书写材料的革新,纸张的全面普及,以及后来雕版印刷的使用,中国古代出现了几个知识大爆炸的时期,书籍的种类和数量多了,人们很难一时读完,或想读完也未必能找到相关的书籍,于是类书这种类型的书,便进一步适应了这种需求。既有全面记载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式的类书,也有专业的、供特殊人群需要的类书,如用于诗词写作的(《初学记》,用于国家治理的(《册府元龟》、乃至用于科举考试的参考用书等大规模出现。

到了中国文化走到全面总结时期的时候,也就是在中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略前,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之前,出现了一部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一部全面记载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式的类书,这就是清代康熙、雍正间编纂、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西方学界也经常叫它“康熙百科全书”,因为中国古代的类书这种传统在西方大约相当于他们的百科全书。

二、《古今图书集成》在中国类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为什么说《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类书呢?我们可以将它和中国古代另外两部最伟大的书——《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做一下比较。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的类书是《永乐大典》,但《永乐大典》的编纂体例,并不太符合我们分门别类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它的编纂方式是字典式的,而不是专题式的,它是用音韵排序法,把书名中相关的字韵书或书中相关篇目和卷次,编排在一起,更多的是出于整理保存现存书籍的需要,而不是分门别类地,按照不同的专题,根据内容的性质,把各种书籍中记载的相关内容和知识,全部拆散开来,做重新的编排整理。也就是说,《永乐大典》收录书籍的单位是以书为单位,或以某部书中的某一卷或某几卷为单位,不是以具体的知识为单位的,而且选择的标准也只是这部书和某部书中一些篇卷标题中的“字”和字的“音韵”,与这些书中实际记载的多方面的内容,没有太大关系,也这种字典式的类书,如果部头小,就是人名或地名大辞典,但太大了,就类书的使用而言,特别是从我们想分门别类地了解古代传统文化的需求而言,还是相差太远,就有些粗糙了,所以它最大的功用,还是保存了中国古代的大量典籍。

但《古今图书集成》不一样,尽管它部头也很大,有一万卷,是中国古代部头第二大的类书,仅次于《永乐大典》,而且由于《永乐大典》没有全部留下来,《古今图书集成》也就成了现存的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这部书的编纂方式是按照专题,分门别类地来编纂的,全书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和经济六个汇编,这种排列次序也是非常讲究的,是按天、地、人、物、事次序的展开,相当于四书《大学》中修齐治平等儒家个人修为的次序,“历象、方舆、博物”是“格物、致知”的内容,“明伦、理学和经济”是“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

而且这六个汇编的次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人类社会产生和演进的理解,可以说,作者是按照他所认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这样编排的,书中“凡例”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法象莫大乎天地,故汇编首历象而继方舆。乾坤定而成位,其间者人也,故明伦次之;三才既立,庶类繁生,故次博物。裁成参赞,则圣功王道以出,次理学、经济,而是书备焉。”意思就是,有天地才会人类,故天文、地理居首,而关于人的“明伦”次之。有了人,万物才因为人的需要和利用而有意义,故关于万物的“博物”次之,有了天、地、人和物,人类才会利用这些,并对其加以治理,创造美好的社会,那么这些管理个人自己和治理人类社会的经验、智慧和成就,就是“理学”和“经济”,经济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而是经国济世,是关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的事。

此外,各汇编之下又分典(共计32典);典下又分部(全书凡6117部),每部又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造句、纪事、杂录、外篇等细目,经纬交集,层层隶统,为我们全面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画面(图画,图像)。

更关键的是,《古今图书集成》编纂的时代是清代,我们知道清代是中国传统王朝中的最后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在很多方面具有总结性的意义,而清代学术也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一次大总结,因而出清代的这部最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其次,《古今图书集成》编纂时,西方的文化、科技、宗教和学术等等,已经由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传入中国,但这时的中国文化仍是以传统文化为主体,不像近代遭遇西方列强侵略之后,向近代转型,现在我们的知识、思想、技术、文化和艺术等的分类体系与分类方式,已经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传统的了。因而《古今图书集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成就的分类方式和编排次序,体现了中国传统对于宇宙,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认识方式、分类体系和分类原则。同时,由于这部书中也收录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和科技成就,因而它也体现了以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为主体的情况下,如何将西方文化和技术纳入中国文化的最早努力。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接受西方文明的最早努力。


其次,与《四库全书》相比较。我们知道《四库全书》是丛书,丛书和类书不同,丛书收录的基本单位就是一部一部的“书”,把各种书籍,按照一定的分类原则,归到相应的类别之下,编排在一起,成为一部大的套书,这就是丛书,收入丛书的各个书籍,仍是完整的,独立的,与单独流传于世的书本身,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差别。丛书这种编纂方式,主要是出于保存书籍的考虑,防止某一些小的或罕见的书籍,因为单独流传,最后淹没无闻。《四库全书》就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由于丛书的这种编纂体例,尽管它有一定的编排原则,但我们看到的最小的单位仍是一部一部的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了解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个专题,某一专门领域历代相关的知识,我们读丛书,并不能很快获取,或者即使读完了一部书也未必能找到真正相关的信息。但类书不一样,尤其是像《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的类书,它是按照专题从各种书籍中辑录与之相关的字句、片断和篇章,将相关的知识和记载,不加改纂的编排在一起,且大多时候按时代编排,使我们很容易知道历代典籍中关于这方面相关的知识和记载有哪些,具体内容为何。这是一种极大耗费智力、需要艰苦创作的创造性劳动。丛书不同,它主要是如何找到这方面的书籍,将其原封不动的抄录或刊印。而类书,不但要找到相关的书籍,还要对书籍的内容,做深入的了解和加工。

此外,由于乾隆皇帝禁锢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查禁、焚毁、纂改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这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盛事,但同是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劫难。有人就说,《四库全书》把中华民族最有脊梁,最有抗争精神、最坚贞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给删除、阉割、禁毁了,这样的书并不足以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精神,读这样的书,也不足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古今图书集成》不同,它在编纂时,清朝的文网还没有那么严格,大规模的查禁、销毁和改纂古代典籍的行为也没有发生,故它反而保存了更多中国古代典籍的真相。



 三、《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及编纂始末;

《古今图书集成》原名《古今图书汇编》,它的编纂者是福建闽县人陈梦雷(1650-1741)。梦雷,字则震,又字省斋,21岁(康熙九年,1670)与同乡李光地一起中进士,并一起成为翰林院庶吉士,23岁散馆,授编修。他在回家省亲时,恰三藩之乱中的耿精忠叛乱,无法回到京城,于是与同乡兼同年李光地一起谋划做间谍,他自己到耿精忠的政权中任职职,探听其虚实,尤其是人事安排和军事布防等方面的高度机密信息,并积极与耿精忠部下结交,离间他们的关系。


陈梦雷将他探听到的高度机密用蜡丸包裹派人秘密送给李光地,由李光地潜送至京城。李光地成功的将这些机密信息禀报给康熙皇帝,并且大受康熙的赏识和重用。但等到耿精忠之乱被平叛后,陈梦雷却以作为大清进士竟参加附逆叛乱,被判下狱论斩。这时陈梦雷多次强求当年更他共患难的好友李光地为他洗清罪名,说明事实真相,表明他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但李光地因为陈梦雷的信中提到光地本人曾有主动到耿精忠那里求取官职的内容,且担心自己的功劳被陈梦雷分掉,在康熙面前失宠,而拒绝为他证明。

陈梦雷大怒,与李光地绝交,并将他跟李光地以蜡丸密疏,忍辱负重,自认伪职,探听耿精忠消息的内幕,写成文字,在京师刊印流传,由于李光地这时极为显贵,舆论为之轰动,哗然。但陈梦雷的冤屈并为因此洗清,仍被减罪免死,流放到奉天。

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东巡奉天,陈梦雷因献诗很让皇帝满意,被蒙恩召还京师。次年,他被命侍奉三皇子允祉读书,此后在王府就职。。为报答这位皇子的知遇之恩,陈梦雷计划编纂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著作,得到允祉的许可和支持,并于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开始编纂,图书资料主要依据允祉和陈梦雷两家15000余卷的个人藏书。五年后,此书初稿完成,名《古今图书汇编》。五十五年(1716),允祉以此书呈进康熙帝,帝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并立馆增修,大量补充本朝相关资料。约在五十八(1719),清廷开始铸刻铜活字印刷此书,到六十一年(1722)末已刷印9600余卷,完成全书的96%。在这期间,陈梦雷曾获康熙皇帝三次亲笔御笔赐书对联,其中有对联云:“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陈梦雷遂取这幅对联的第一个字,自号“松鹤老人”,将自己的书房也改称“松鹤山房”,就在现在的清华大学工字亭。

雍正刚刚即位,陈梦雷就因政治斗争而再次蒙难。或许是这位命运多舛的书生,真的不能忘情于现实的权位势利,他因支持三皇子允祉参与康熙末年的夺嫡,而为新帝雍正所切齿,说他是“生事招摇,交结邪党,意欲扰乱国政”,“罪大恶极”!而且在雍正心目中,陈梦雷更是与他钦定的所谓“名教罪人”钱名世齐名之人。因而在雍正登极之初,陈梦雷父子便被下刑部狱,免死发遣边外。他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虽然极为雍正帝所看重,但却被隐没陈梦雷之名,而易为宠臣蒋廷锡。并继续该书的校订、刷印工作,到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完成,共刷印65部(含样书一部)。

四、《古今图书集成》内容和成就

雍正皇帝为《古今图书集成》亲撰《御制序》,该序历数康熙在位期间御纂的各种书籍,如《周易折中》、《朱子全书》、《律历渊源》等,而以此书为殿,且称康熙“又以为未揽其全,乃命广罗群籍,分门别类,统为一书,成册府之巨观,极图书之大备”。而雍正登极后对此书重加编校,亦成为其敬天法祖,继承先帝遗志重要作为。在雍正看来,此书不仅是康熙、雍正二帝右文盛治的重要表征,也是清朝文治之盛的标志性著作:“是书之成,贯三才之道而靡所不该,通万方之略而靡所不究也……是书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前乎此者,有所未备;又有作者又何加焉?”


的确,此书内容囊括宏富,举凡经史原典、诸子百家下及康熙朝晚期的律令、方志等全部纳入,编纂体例亦精密完备,全书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和经济六个汇编,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以寓《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治国、平天下之意。各汇编之下又分典,共计32典;典下又分部,全书凡6117部,每部又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造句、纪事、杂录、外篇等细目,经纬交集,层层隶统,将中国古代类书的各种编排方法融会贯通,具有极强的可检索性。书中所引资料,亦多注明出处,便于核检。


由于类书的编纂体例不仅体现了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文献的认识和整理编纂水平,更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对宇宙间各种事物和社会制度、风俗、礼仪、秩序等知识和思想的分类、整合与规范。而《古今图书集成》在编纂体例上,则达到了中国古代的最高水平。

加上此书是中国古代各种大型类书中时代最近者,故此书亦可谓对中国传统知识、学术、思想和文化最大、最科学的大规模系统分类和整合。不仅如此,该书在编纂体例上,还可以与通史和典志体书籍,如《通志》、《文献通考》等做通贯的考察和比较,以见中国古代文献编纂方面的发展和进步。至于该书大量的按语注释,或言立部分类理由,或明材料互见与条目变通,或称删节收录缘由及引文版本状况,如此众多且初具体系的按语,不仅在古代类书中绝无仅有,更是研究清代前期文献学编纂思想的重要资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引录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贵古而贱今”的倾向,比较重视引录清代天文与医学方面的新成果,许多清初的历算著作也被全文辑入。对此,该书编纂《凡例》中亦有明确说明,称:“国家新法历书,凡海西人所考究,造图制器,皆极清晰,是故多据之。”充分体现了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加之康熙本人的重视提倡,清初士人重视天文历算的学术趋向。

此外,明代以前的类书多不收录图画。《古今图书集成》却在此方面有大的创新,收录图画达八千余幅,其中版画两千余幅。这些图画汇集了当时最好的能工画匠对各个典部的天文星象、疆域图记、山岳形势、花草树木、禽虫鸟兽、工具器物、百家考工、神仙传奇等,殚精竭力的精雕细琢之作。故《古今图书集成》堪称中国古代最好、最大的版画画集,也是中国版画史上里程碑式的典范作品。也是因为这一缘故,《古今图书集成》收录的插图在清代就曾单独印行。至于内容方面,此书各个典部将散见于各书的相关材料辑录在一起,在文献性质上已近于近代各种专题资料汇编,为我们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或许,因为这些缘故,《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陈梦雷对此书亦颇为自负,称“《三通》、《衍义》等书详于政典,未及虫鱼草木之微;《类函》、《御览》诸家,但资词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言下之意,此书不仅为囊括“天德王道之大”与“虫鱼草木之微”的大著作,且是为皇三子允祉留名万世之举:“文治昭垂万世,王爷鸿名卓越,过于东平、河间。”甚或陈氏以此书帮助皇三子允祉在康熙末年的夺嫡斗争中增加砝码,亦未可知。

五、《古今图书集成》在清代的功用和现代的价值;及其版本与流传。

《古今图书集成》在清代是被皇帝极为看重的书籍,雍正间刷印的65部书,被用来作为极贵重的物品来赏赐。如张廷玉就蒙恩赏赐两部。(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帝的宠臣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各获赏赐一部,大学士刘统勋原欲也赏给一部,但因突然去世,于是赏给他的儿子刘墉,并告诉他们“传付子孙。守而弗失”,可见其对此书之珍视。后来,乾隆皇帝纂修《四库全书》,在全国征书,也对献书最多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更赏赐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且称此书是“书城钜观。人间罕觏”,令“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贻”。


不仅如此,《古今图书集成》还被作为培养高级文官和文学侍从人才的重要读物,乾隆九年十月,乾隆皇帝颁谕将一部《古今图书集成》赐给翰林院,称该书“搜罗浩博。卷帙繁富。实艺林之巨观。为从来之所未有者”,故颁赐翰林院,以“俾词臣等咸得观览,以广识见,以资问学”。同样,在乾隆朝编纂大部头的重要书籍时,《古今图书集成》也是被皇帝特别谕令参考的重要书籍,如乾隆十二年续修《大清会典》,便称:“《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博大精深,足资考证。”让纂修官员参考该书,尤其是如遇“应行稽考之处,应令纂修官核对”。

时至今日,我们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帝王将相的智慧谋略,还是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以及各地的物产风俗、山水风景,最有名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以及最具特色的饮食服饰,以及中国古代的管理方式和智慧,进而医学、建筑、绘画、音乐、文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艺术和文化成就,《古今图书集成》都是最重要、最便捷的渊薮。是我们到古代旅行的手册和百科全书。

六、古今图书集成与清代康雍文治

《古今图书集成》不仅是中国古代现存最大、体例最完备的类书,也是清朝前期尤其是康熙、雍正两朝清廷弘扬文治的标志性著作。

如所周知,满清以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藉李自成攻陷京城之机,勾结吴三桂,乘势入主中原。顺治一朝,清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剿杀农民起义和前明残余势力上。直至顺治十六年(1659),满清在全国的统治才基本稳固——是年正月,清兵攻入云南,永历帝奔走缅甸;十月,郑成功、张煌言等掀起的会师长江、收复江南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抗清运动,亦迅速失败。顺治朝仅历18年(1644-1661),故这一时期清廷亦未遑文治,而彰显此间朝廷文治的清帝御纂著作,也只有7种26卷,其中还包括仅有1卷的《御制孝经注》和《御制劝善要言》,部头最大的也是只一部仅16卷的《御制内则衍义》而已。


真正使清廷致力于文治方面建设的,已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以后。这一年,康熙帝御驾亲征噶尔丹博硕克图,大败其于昭莫多,取得对漠北蒙古作战的决定性胜利,用康熙帝的话说是“从此荒漠永安,边民得以休养”。此前,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平定延续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彻底结束了明清鼎革以来南方数省和东南海疆的战事;二十四至二十六年,经两番苦战收复雅克萨,并于二十八年(1689)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清俄东段边界,使东北边疆再无战事。到康熙三十五年,大清帝国的内部和周边已没有再对其形成威胁的军事力量。

所谓偃武修文,此后清廷便颇致力于文治方面的建树,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下列康熙朝清帝御纂书籍看,康熙三十五年前御纂的三部“日讲解义”,均为康熙帝经筵日讲的教材,根本谈不上什么建树。自康熙三十八年起,大规模的御纂著作开始出现,康熙四十九年的一道谕旨,便称“比年以来”,“朕留意典籍编定群书”,且已有《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广群芳谱》等“悉加修纂次第告成”。这种努力一直延续到雍正、乾隆两朝,其中部头较大的有康熙四十二年所纂《全唐诗》900卷,四十五年纂《佩文斋咏物诗选》486卷,四十九年纂《渊鉴类函》450卷,五十年纂《佩文韵府》444卷。且自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一年(1706-1722)的16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御纂书籍问世,其中又以康熙五十二和五十四两年为最。而被西方人誉为康熙“百科全书”,卷帙达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便纂修于这一时期。

七、《古今图书集成》的版本与流传

《古今图书集成》自雍正间用铜活字刷印64部和样书一部后,所铸刻的约20万铜活字也因管理人员监守自盗,趁乾隆初京城钱贵之时,建议毁铜铸钱,乾隆九年(1744)帝纳此议,将残存的铜活字、铜盘全部销毁,后颇后悔。

光绪十四年(1888)此书又有铅印“扁字本”,光绪二十年(1894)有石印“同文本”和1934年中华书局的缩印本(原书九页缩为一页),但均与雍正间的原铜活字印本相差甚远。幸运的是,2006年齐鲁书社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雍正间的原活字印本原规格影印此书,不仅有益于此书的传承和研究,也使我们可以在此书问世三百年后目睹这一秘藏深宫的万卷图书原貌。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承印:吴桥金鼎古籍印刷厂


出版发行:齐鲁书社


本书影印版次:雍正铜活字版


印刷年份:2006年




吴桥金鼎古籍位于河北吴桥经济开发区,是由中国新闻出版署批准设立的印刷古籍图书的生产企业。建厂十余年来,以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以做中国“最美的书”为宗旨。

创造了中国线装书历史上的六个第一

2006年影印了中国最全的百科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2013年影印了中国最大的佛教巨著——《乾隆大藏经》

2016年建立中国第一家线装书博物馆——河北古籍印刷博物馆

2012年入选线装书行业唯一一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单位

2013年金鼎古籍线装书工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6年金鼎古籍(河北古籍印刷博物馆)入选河北十大文化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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