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是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对黄公望所绘《富春山居图》离散的感叹。我的理解是一幅无生命、无意识的艺术珍品被拆散分割以后，都应珠联璧合，完整归一起来，何况同一民族、同一故乡、同一家庭一分为二，长期分离对立，人们的情感怎么受得了？

　　孰不知此画别有一枚印章，还对研究世界文豪曹雪芹的文物、思想发挥了关键作用。要说元代黄公望和清代曹雪芹也有关联，岂不要闹出笑话，但神奇文化的传承就扮演了这种角色。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民间艺人孔祥泽和曹雪芹研究专家吴恩裕，展示了一篇转录的清代敦敏的文献材料——《瓶湖懋斋记盛》。文中记录了乾隆23年(1758年)，曹雪芹鉴定明人商祚所绘《秋葵彩蝶图》的生动经过。我2005年2月，写有《〈瓶湖懋斋记盛〉再谈》一文，用排除法力求证明敦敏文章的真实性，台湾李志仁先生又帮我们复制了台北故宫收藏的《秋葵彩蝶图》原件，但很快就发现商祚此画在乾隆10年(1745年)就收入皇家秘藏的《石渠宝笈》卷中。这真是致命一击，首尾颠倒、时序错讹，这个问题不排除，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在翻阅有关资料时，作伪的《富春山居图》中，有乾隆皇帝特制的一枚印章——《石渠继鉴》，有它的帮助，才解决了这一曹雪芹鉴定《秋葵图》时间的难题。

　　《北京日报》3月23日发表的《云水相望——〈富春山居图〉600余年离散录》一文写得很好，文中引用了曹雪芹名著中的一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现在人们不但分清了真伪《富春山居图》，而且“接二连三，牵五挂四”还引出了那么多的历史公案。

　　我和一些同志均认为香山正白旗曹雪芹纪念馆的房屋，张行保存的黄松书箱、《废艺斋集稿》和《瓶湖懋斋记盛》都是研究曹雪芹重要的文物史料，不能否定，再加香山关于曹雪芹的口头传说，更是英国莎士比亚故居文物所不能比拟的。

　　严宽、史树青、孙机等同志对此史考都给了很多指导，现把五年前写的《戏剧性的一幕——〈秋葵图〉续入〈石渠宝笈〉年代考》拙文寄给贵报，以供读者参考。

　　对离散的《富春山居图》璧合拼接一体，不但是温总理之愿，也是曹雪芹地下之想，更是中华文化发展之盼吧!

　　附：戏剧性的一幕

　　《秋葵图》续入《石渠宝笈》年代考(片段)

　　《石渠宝笈》和《秘珠殿林》是清内务府专门记录收藏的书画著录书。两书的编辑长达74年，全书总计255册，是我国古代书画著录书的顶级巨作。

　　据我所知，最早续入《石渠宝笈》著录的两张幅为乾隆11年丙寅(1746年)。一为宋李迪《牧羝图》卷，时为丙寅春正月，但只有七位大臣奉旨敬题诗文中记有年月，乾隆御诗不著年月。一为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字子久)的《山居图》。乾隆最早在此画上的题语是在丙寅春月，可以说这两幅画续入《石渠宝笈》的时间难分先后。

　　乾隆10年乙丑(1745年)，《石渠宝笈》编成以后，这年冬天乾隆得到黄公望《山居图》一幅。次年(1746年)丙寅，乾隆先后多次在画中题诗，识书。

　　乾隆终其一生，在《山居图》中着墨诗文共56处，并认定《山居图》就是黄公望绘制的、广为传颂的《富春山居图》(《故宫书画图録·十七》)。在《山居图》中盖满了鉴藏宝玺，五玺齐完自不待言，除此还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御赏”、“画禅室”、“内府图书”等等。

　　乾隆于乙丑年得黄公望《山居图》，未想到第二年丙寅(1746年)冬他又得到黄公望一张《富春山居图》，此图更吻合历史相沿的名人记录。这下先入为主、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乾隆要在群臣中丢人了。但《石渠宝笈》的编纂者在鉴定中都为尊者讳，一口咬定前者是真，后者是假，极力挽回了乾隆的颜面。

　　对乙丑年得到的《山居图》和丙寅年得到的《富春山居图》，乾隆是怎么处理的呢?在他认定了前者是真品，后者是赝品的前提下，他也为赝品的艺术而叹绝，不忍丢舍。他认为：“虽然摹董而即董，肖黄而即黄。盖非今日俗人所能为，且其别种，亦有实出旧人手笔，而古香清韻，堪以继武石渠宝笈者。”(《故宫书画图録·十七》)特决定将赝品“俟续入石渠宝笈，因为辩说……俾知予市骏怀雅，不同於侈收藏之富者，适成为叶公之好耳。”矛盾的是只有《山居图》盖有“石渠继鉴”的印章。而《富春山居图》却没有“继武”入选。以后嘉庆又作翻案文章，才把《富春山居图》收入《石渠宝笈三编》。

　　“石渠继鉴”印章是一种标志，是一种带鉴定性质的信物，有皇家认可的权威意义。其作用就是萧规曹随，按照原来的做法，继续过去的脚步，在《石渠宝笈》书中续入经过鉴定的历史名画。据我所知，这类画都是宋、元、明时的字画。清人画不在此列。而商祚的《秋葵图》，或称《秋葵彩蝶图》就是这一类型的书画，因此就必然要加钤“石渠继鉴”印信。此画经过雪芹鉴定后入皇宫，与《石渠宝笈》不断续入质量优等的书画事实并不矛盾，只是在《石渠宝笈》开始了《石渠宝笈续编》工作之后，这一经“石渠继鉴”的审定工作才告停止。

　　乾隆9年(1744年)旨令作《石渠宝笈》，乾隆56年(1791年)又开始编纂《石渠宝笈续编》，乾隆58年(1793年)开始编纂《石渠宝笈三编》。三阶段的著录合称《石渠宝笈全编》，并用工整小楷缮抄在朱丝栏页册中。共缮抄两部，藏于深宫，才算最终定稿。那么最初的《石渠宝笈》就更名为《石渠宝笈初编》了。由此便形成了这种制式。《石渠宝笈三编》的书画必要加钤“宝笈三编”之章。《石渠宝笈续编》的书画要加钤“宝笈重编”、“石渠定鉴”两章。《石渠宝笈初编》的书画，在乾隆10年以后“继武”、“续入”的书画上必要多盖一“石渠继鉴”之章。其典章规范十分严格清晰，真正做到了乾隆期望的那种“分别部居，无相夺伦”，“按号续编”，天下一统的要求。

　　这篇论文，弥补了《〈瓶湖懋斋记盛〉再谈》一文的薄弱环节，并大大开拓了人们对曹雪芹生平的认识。一场戏剧性的研究使我获益不少，也使我认识到作为非专业人士研究问题的内在功力之不足。本文所引资料，主要来自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二十二卷本的《故宫书画图録》。由于两岸的文化交流现仍有不少障碍，所以对此问题研究的空间还有很大的余地，深盼两岸学术界能打破这一阻隔，共同探讨祖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光复旧物，为民族振兴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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