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时候,在今南京秦淮区的马路街上,曾有一座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千顷堂”,它的主人黄虞稷是一位有全国影响的藏书大家。他在父亲所藏图书的基础上,广搜博采,岁增月益,将千顷堂藏书增扩至八万余卷,并编纂出一部著名的私家藏书目录《千顷堂书目》。
父子接力筑书城
黄虞稷,字俞邰,号楮园,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史志学者。黄虞稷的藏书事业,传承自他同是藏书家的父亲黄居中。
黄居中,字明立,号海鹤,祖籍泉州晋江,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考中举人,在上海担任教谕,后调至南京国子监任职。黄居中酷爱藏书,对前朝史实,当代艺文,无不留意搜集,每逢节假日,总是外出寻访书肆,购买图书。他的俸禄除了日常家庭开支外,其余几乎全部用在藏书上了。有些稀缺珍本即使花钱也无法买到,他就“手自校录缮写”。
经过数十年的艰辛搜集,他家藏书楼千顷斋中的图书累积至六万余卷,所藏书籍、图画、金石极为丰富。黄居中还笃志好学,寝食坐卧,晏居行役,未尝一刻离开过书本,“年八十余,犹篝灯诵读,达旦不倦”。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老人闻听消息伤心恸哭,废食而卒。
黄虞稷自幼即受家学熏陶,嗜书成癖,好学成性。父亲去世后,他深知父亲聚书之不易,对家中藏书千方百计加以保护。明清易代,战乱频仍,南京多数公私所藏版籍在动荡中化为灰烬,黄家藏书却幸免于难。这一奇迹使当时的名士钱谦益大为惊奇:“黄氏之书,俨然无恙,则岂非居福德之地,有神物呵护,而能若是欤?”
黄虞稷不是消极地守护父亲留下的图书,而是继续广泛搜购他人流散入市的书籍,或寻找自家所无的图书进行校勘、抄录,充实家藏。仅几年时间,他就将家中藏书增益至八万多卷,并把千顷斋扩建为千顷堂。
书香氤氲惠士林
黄虞稷在藏书过程中极其重视图书的整理、辑佚、校勘。青壮年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埋首书斋,对家中藏书“一一考其篇目次第籍记之,夏必暴,蠹必简,犹时时借人藏本,稽其同异,朝夕伏读”。
尽管黄虞稷用功甚勤,“闭户少酬酢”,对与其他学者、藏书家的相互研讨、切磋却很重视。他与著名学者钱谦益、黄宗羲、施闰章、毛奇龄、朱彝尊、吕留良、王士禛、屈大均、龚翔麟等,南京的藏书大家心太平庵主丁雄飞、赖古堂主周亮工、藏密庵主周在浚等,都有交流往来。丁雄飞比黄虞稷大二十多岁,两人却因共同的爱好和追求结成了忘年交。
丁雄飞位于城西乌龙潭的“心太平庵”藏书颇丰,尤多秘本。为增益各自藏书,交流学术,他们订立了《古欢社约》,约定每月各自到对方家中借书、看书一天,互相质证、抄录“或彼藏我阙,或我藏彼阙”之图书。
黄虞稷虽拥有丰富的藏书,但他没有把它们藏之深阁,而是公之同好,慷慨出借。他“常与江左诸名士约为经史会,以资流览,借阅者无虚日”。钱谦益学识渊博,自家绛云楼藏书“所积充牣,几埒内府”,清顺治五年(1648年),为编选《列朝诗集》,竟也来到千顷堂查找资料,“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
黄虞稷藏书中有不少珍本秘籍,他希望将它们大量刻印出来,以嘉惠士林,也使稀见文献能广泛流传,不致湮没。由于食贫自好,自己力有不逮,他便与周在浚从各自的珍藏中精心挑选出九十六部秘本,编成《征刻唐宋人秘本书目》,共同发起征刻倡议,征求财力允许的有识之士参与其中。这一保存文献、传承文化的举动得到了众多学者、士人、刻书家的响应,使得不少濒临绝灭的珍罕典籍得以保存。
一篇书目传千顷
黄虞稷于藏书、治学的同时,还在其父亲所编六卷《千顷斋藏书目录》的基础上,进一步考据、增补,穷十数年之功,编纂成一部我国目录学史上著名的《千顷堂书目》。
该书主要收录有明一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布衣文人的作品,搜罗甚为齐备,达一万四千余种,是迄今反映明人艺文最全的目录。在每一类目后面,还补辑正史未收录的南宋、辽、金、元四代著述二千四百余种。全书共三十二卷,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下分五十一门。在分类和体例上既吸收了前人书目的优点,又多有改进创新,每条书目尽可能地记述书名、卷数、作者爵里、字号、科第,考订成书的时间,有的还简略记载图书的内容或编撰情况,秩然有序,扼要不繁。
康熙二十年(1681年),黄虞稷以布衣身份被征招入翰林院,参与《明史》纂修。
在编纂过程中,他以自己的《千顷堂书目》为底本,利用史馆的有利条件,博采诸家书目,去其繁杂,辑其未备,反复考订,经过数年的努力,纂成《明史·艺文志稿》。后来清廷钦定的《明史·艺文志》即以此稿删削、增补而成。以一份私家藏书目录作为正史艺文志的底本,这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同时,他也利用官方档案进一步充实了《千顷堂书目》,使其对有明一代著作的收录更加全面,成为著录明代作品最完备、可信的书目资料,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总目》史部目录类从古代大量的公私目录著作中,仅选辑十一种,《千顷堂书目》即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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