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科考，不但试经，且试诗赋。举子科场写诗作赋，既要牢记字韵，又不能犯讳，这就催生了韵书的纂修。真宗“景德四年 (1007)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韵》五卷。依《九经》例颁行。祥符元年(1008)六月五日改为((大宋重修广韵》”(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艺文》)。奉较依据隋朝陆法言等《切韵》而重修为《广韵》者，为陈彭年、丘雍等。收字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在《广韵》修纂的同时，又由丘雍“略取《切韵》要字，备礼部科试”(王尧臣《崇文总目辑释》卷一)，从而又成《韵略》五卷，收字九千多个。因为书成于真宗景德四年，故又称《景德韵略》。此为宋代第一部《韵略》。“其日略者，举子诗赋所常用，盖字书声韵之略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礼部韵略》解)。

　　三十年后，即北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郑戬又建言:‘彭年、雍所定(《广韵》)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因诏祁、戬与直讲贾昌朝、王沫同修定，知制浩丁度、李淑典领。”并指示“所撰集务从该广。凡字训悉本许慎《说文》，慎所不载，则引他书为解。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否”。于是又修成新的韵书，收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分十卷，诏名日《集韵》(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艺文》)。而在纂修《集韵》的同时，“昌朝又请修((礼部韵略》，其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同上)。宋李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O亦载:“初，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旧((韵略》多无训释，又疑混声与重叠出字，不显义理，致举人诗赋或误用之。遂诏度等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十三处，许令附近通用。疑混声及重叠出字，皆于本字下解注之。”这就是说，在《集韵》修纂的同时，因为贾昌朝的建议，由丁度、贾昌朝等又纂修了《集韵》的《韵略》，名曰《礼部韵略》。为什么丘雍等修《广韵》时所同修的《韵略》，只称《韵略》，而修《集韵》时所同修的《韵略》又称为《礼部韵略》?盖因科举考试自唐代以来向由礼部主管，且自韵略产生时候起，就直接为礼部科试之用，因将之直称为《礼部韵略》。

　　《礼部韵略》修成行用二十四年，神宗熙宁四年(1071)至元丰八年(1085)间，王安石为相，主持变法，明令科举考试取消诗赋，改试经义、策论，《礼部韵略》遂被废置。元佑元年(1086)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又改变科举法，进士考试除经义外，仍试诗赋，又不得不起用废置十四年之久的《礼部韵略》。然“举人初习声律，动多疑虑。加以经传音释与《礼部韵》间有不同，传袭又多讹谬，故字有合用而私相传为当避者……，举人不敢用，主司不敢取”(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十九)，因于元佑五年(1090)诏太学博士孙愕进行增补。然好景不长，三年后的元佑八年 (1093)九月，太皇太后驾崩，哲宗亲政，又着手改革，恢复神宗旧制，科考再罢诗赋，专考经义、策论。经孙愕增补的《礼部韵略》再度被废置。徽宗即位，采纳蔡京建议，取消科举，推行三舍选考法。甚至认为作诗有害经术，称诗为口号。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曰:“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建言诗为元佑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低黄鲁直、张文潜、晃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并严令“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这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不断冲击《礼部韵略》的行用，造成一废再废。钦宗靖康元年(1126)，虽恢复了诗赋科考的内容，但翌年金人便攻破开封汁梁，徽、钦二帝被掳，北宋宣告灭亡。可知《礼部韵略》自其成书时候起，先后行用不到三十年，这就为我们考察此书的版刻，划定了可资稽考的历史时空。

　　新发现《礼部韵略》的版刻特征

　　江西所见《礼部韵略》，卷首前几叶皱摺严重，下半部分残缺;皮纸印造，纸质较粗，未捣碎的黄色桑或褚树外皮依稀可见，横向罗纹宽粗;字体古朴，刀法古拙，墨色乌黑而不莹；每半叶十行，行大小字数不等，左右双边;版口狭窄，未形成定式，与所见山西应县木塔所出辽刻某些书近似，与所见南宋刻本书迥异。无藏书印鉴。

　　新发现《礼部韵略》的印纸，明显的是皮纸，但质地较为粗糙，横向罗纹既宽且粗，捣浆时未捣碎的黄色桑或褚树外皮，多残存在纸面。宋代，特别是南宋刻书用纸多为皮纸，但多数纤维捣得较碎，纸面残存未捣碎外皮者较少。从印纸上看，此书可能刊印校早。

　　新发现《礼部韵略》的字体古朴，镌工刀法古拙，不如南宋刻书那样字体隽秀，刀法娴熟。墨色亦不如南宋刻书莹洁青纯，颇显早期刻书的古朴风貌。

　　最具特色的是该书的版口，或称书口。所见南宋刻书，其书口较宽，大致与版中行字宽窄接近，有单鱼尾，有双鱼尾，上鱼尾至上边栏一段，或称象鼻，多用以镌刻本版大小字数，下鱼尾至下边栏一段，多用以镌刊刻工姓名。此书版口极其狭窄，且不甚规范。有的什么标识也没有，只在书口偏上地方留一墨钉(或称黑盖子)，其上镌阴纹白字“平声上”，或“平上”字样;有的则无墨钉黑盖，直接在相应处镌阳纹“平声上”或“平上”字样;有的在“平声上”或“平上”之上方镌一道墨线，直至上边栏，有的不镌;有的在“平声上”或“平上”之上方镌刻不太成形的墨色鱼尾，有的又不镌。书口偏下方，有的在墨丁黑盖之上镌刻阴纹白字，标识叶码，有的无墨钉黑盖，在相应之处直镌叶码;有的在声

　　标上方，直到上边栏居中镌一道墨线，在下方叶码之下，直到下边栏居中镌一道墨线，有的又不镌。显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反映出来的当是雕版印书初兴时期的不成熟，不定型，意味着此书可能开板较早。然由于缺乏同是北宋刻印之书的实物比对和见证，难以逮断它就是北宋前期刻本。

　　1974年7月，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所、山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雁北地区文物工作站、应县木塔文物保管所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自上而下地检修应县木塔各层塑像的破损状况，从四层佛像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刻印、书写的佛经和世俗之书，其中《蒙求》一书的版口与新发现的《礼部韵略》极为近似。据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主编、199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应县木塔辽代秘藏》记载，《蒙求》三卷，唐李翰撰，框高20.4厘米，宽25.8厘米。每叶二十行，行十六字，左右双边。现存七叶半，卷后“音义”存八行。据讳字，审定为辽兴宗重熙后刊本。蝴蝶装。该书版口或称为书口，也是极窄极简，有的镌注叶码，有的不镌;有的版口中间镌刻一道通上到下的墨线，有的则不镌，亦暴露出极大的随意性和不定性。辽道宗咸雍六年(1069)后燕台大悯忠寺刊印的《新雕诸杂赞》，框高23.3厘米，宽30.5厘米。每叶二十行，行字不等，四周双边。蝴蝶装。第一行镌题“燕台大悯忠寺住院内新雕诸杂赞随名各列如后”，表明此赞刻于大悯忠寺。悯忠寺，即今北京法原寺的前身，始建于唐朝。该书版口或称为书口虽已较宽，但也只是书口偏上镌刻一道横线，偏下方同样镌刻一道横线，而在上横线至上边栏，下横线至下边栏，各镌一道纵向墨线，盖为折叶时取作标准。众所周知，辽代立国要早于北宋，但汉文化远不如中原高，尤其是刻书，多吸取北宋技术，故其书口版式，乃至装帧，多仿北宋。它的版口形式，多能反映北宋刻书的面貌，因而可以用来反证《礼部韵略》很有可能也刻在相应时期。

　　与日本真福寺藏本的异同

　　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二著录尾张真福寺藏有北宋刊本《礼部韵略》，并谓“此本比之绍兴增修本，体式迥异，惜残缺不完”。严绍量《日本汉籍善本书录》经部小学类著录了此书，定为北宋哲宗年间(1086一1100)刊本。该书每半叶十一行至十三行不等，行二十二字不等，注文小字双行，行二十九字不等。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镌平(上、去、人)声上(或下)。韵目标字阴刻。下象鼻处有刻工姓名。存卷一、三、五三卷，凡六十一叶。全书卷末附景佑四年(1037)《礼部条制》、宋元佑五年庚午 (L000)《礼部续降韵略条例》、《贡院条制名讳》。卷中“玄”至“项”等九十余字皆缺笔避讳，惟宋哲宗名“煦”，下注“御名”。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五“讳”字条谓:“本朝著令则分名讳为二:正对时君之名，则命为‘御名’;若先朝帝名，则改名为讳，是为庙讳也。”真福寺藏本《礼部韵略》既在“煦”字之下标注“今上御名”，则其初版付梓必在哲宗赵煦一朝。吉林大学文学院李子君教授《日藏宋本礼部韵略刊印时间及版本问题》(《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根据本书所附《元裕庚午礼部续降韵略条例》收有哲宗元佑五年七月十日救碟全文，内载此年孙愕上表乞增韵字，推定《礼部韵略》之初刻当在此年之后。又据该书后附《贡院条制名讳》，规定高鲁王高遵甫之名，也在回避之列(高遵甫，乃神宗生母、哲宗祖母、哲宗即位时太皇太后高氏的父亲，父以女贵，高氏一垂帘，加赠陈王，诏避其名讳)。至哲宗绍圣元年(1094)二月己酉葬完宣仁圣烈皇后之后，于甲子日才“诏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罢避高遵甫讳”(《宋史·哲宗本纪二》)。又证明其书之初刻当在罢避高遵甫名讳之前。早不会早于元佑五年(1090)七月之前，晚不会晚于绍圣元年 (1094)高遵甫被免讳之后，中间只有四年的间隔。我们费这么多笔墨阐述日藏《礼部韵略》初刻的历史时段，目的不是为日本真福藏本《礼部韵略》考定出版刻的结论，而是为阐述江西新发现《礼部韵略》与之不同铺平道路。

　　首先，真福寺藏本为每半叶十一行至十三行不等，行二十二字不等，注文小字双行，行二十九字不等。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镌平(上、去、人)声上(或下)。韵目标字阴刻。下象鼻处有刻工姓名。而新发现本每半叶均为十行;碟文之后附属内容逸去;书口状况亦不完全相同;刻工亦不相同，充分说明两者绝非相同版本。

　　其次，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艺文》“景德新定《韵略》”条载:“先以举人用韵多异，诏殿中承丘雍重定《切韵》。陈彭年言省试未有条格，命晃迥、崔遵度等评定，刻于《韵略》之末。”又载景德“四年六月，详定诸州发解条例，附于《韵略》”。可知《景德韵略》碟文之后亦有附录内容，但所附内容与景佑《礼部韵略》绝然不同。至若景佑《礼部韵略》碟文之后所附内容究竟为何，因已逸去，无从稽考，但从其前的《景德韵略》，元佑五年经孙愕增补韵字之后的《礼部韵略》看，可以肯定它也一定在碟文之后附有内容，只是不知其究竟附录了什么内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元佑五年《礼部续降韵略条例》，新发现本是绝对不会有的;《礼部条制名讳》即便有，但所讳之字也绝不会完全相同。原因是这两部《礼部韵略》行用的历史背景不同、行用的历史时段不同、有无增补韵字不同。故日本真福寺藏本与江西新发现本绝非相同版本。

　　再次，真福寺藏本《贡院条制名讳》所公布的讳字，已至“响、拘、峋、响、胸、酗、敏”等字，表明宋神宗赵顶的嫌名之讳已经回避。按照《演繁露》“若先朝帝名，则改名为讳”的说法，初刻此书时赵顶乃成为已桃之讳，故该书之刻一定在神宗驾崩之后。而新发现之《礼部韵略》，虽无《贡院条制名讳》可参考，但去声第四中出现的“峋、酗、峋”等字均不缺笔避讳，证明此本之刻当未届神宗之时。更有甚者，人声第五中竟出现了神宗的御名“项”字，亦不行回避，进一步证明此书之刻，绝不可能在神宗龙飞之后。从神宗前推一位皇帝是英宗赵

　　曙。据日本真福寺所藏《礼部韵略·贡院条制名讳》所公布的赵曙嫌名之讳有“拧、澎、抒、抒、薯、署、竖、树、墅”等字，而江西新发现本均不避讳，说明新发现本《礼部韵略》之初刻连英宗一朝也未到。果如此，则新发现本很有可能就刻在仁宗一朝。然平声上“真”韵中未收与仁宗赵祯御名相关的字，无从肯定其是否回避赵祯及其嫌名之讳，因而也就无从肯定他就刻在仁宗一朝。日本真福寺藏本《贡院条制名讳》规定，仁宗赵祯嫌名之讳遇“微”要缺笔避讳，但又小字注明“角微不讳”，即是说若遇“宫、商、角、微、羽”五音时，“微”字读“止”音，与“祯”字读音毫无干连，故不行避讳。新发现《礼部韵略》上声六“止”韵中的“微”字之下小字注曰:“展思切，宫音所生”。意谓此处“微”读“止”音，由“宫所生”，故不避，透露出一些回避仁宗嫌名之讳的信息。上述虽已能反映江西新发现《礼部韵略》的版刻不同于真福寺本，并有可能要早于真福寺藏本，但这还只是可能，最终是否如此，尚须进一步加以考证。

　　新发现《礼部韵略》的版本

　　江西所见《礼部韵略》，书主尝请当地有关人员看过，在去赣之前他们就在电话中说是北宋刻本，并且说是北宋国子监刻本，理由是此书卷尾有《中书门下碟刊修广韵所》碟文，碟文中称“上件《礼部韵略》，并删定附韵条制，谨先写录进呈。如可施行，欲望却降付刊修所镂板讫，送国子监印造颁行。”这纸碟文，乃仁宗景佑间刊修《广韵》以成《集韵》时的碟文。而在修《集韵》的同时又重修《韵略》以成《礼部韵略》。当两书告成之日，自然要由主修之人丁度等上表进呈，提出刻印颁发之请。《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载淳化五年(994)判国子监李志尝言:“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名为近俗，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朝廷采纳李志意见，“始置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育而收其直，以上于官。”因知北宋国子监确有专门的刻书印书机构。然上述碟文是否就能证明此书就是当时国子监刻印的官版呢?恐怕还不能轻率就下这样的结论。原因是蝶文所复述者，乃丁度等进书表中的请示语，尚不是刻印的结论。前述日本真福寺所藏《礼部韵略》，杨守敬、宿白等前辈就都曾推断为北宋官版，甚至有人说是北宋注京官版，但李子君先生《日藏宋本礼部韵略刊印时间及版本问题》一文，在将真福寺藏板与《集韵》、《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押韵释疑》、《紫云先生增修校正礼部韵略释疑》等相关韵书认真勘比后，认为日藏《礼部韵略》在失收韵字、错讹或以俗字代正体、误刻反切、删减监注、误圈墨围、误刻脱漏御讳嫌名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乃北宋官刻书不应有的现象，因此推定此书乃是元佑五年至八年(109砚)一1093)坊间的翻刻本。声韵方面，我不是行家，无法以李子君先生的态度和方法，来比勘江西所见本《礼部韵略》，不过我相信若经李子君先生经眼并校勘，其失误差讹之处恐亦不比日藏本少。

　　前边我们在揭示新发现《礼部韵略》版刻特征时，从版式、书口、字体、刀法、印纸、墨色诸方面作了大体描述。这些描述，既说明它刻印不会很晚，也说明它绝非北宋官刊。说它刻印不会很晚，既有其本身风格特点方面的见证，也有与山西应县木塔所出辽版书进行对比之后的联想，如辽刻《蒙求》一书，据其讳字，就被定为辽兴宗重熙以后刊本。重熙乃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年号，从公元1032年行用至1055年，凡二十四年。这个时段对应的正是北宋仁宗天圣十年至至和二年。辽兴宗重熙以后，是辽道宗耶律洪基，帝柞较长，但至其驾崩，也只是北宋徽宗即皇位之年，所以辽刻诸书确能反过来验证北宋刻书的版式风貌。因此，我们有理由判定江西新发现之《礼部韵略》当是北宋刻本，但绝非初刻官版。至于说它绝非北宋国子监官刻，不但其版式、书口、字体、刀法、印纸、墨色等直接告诉人们它非官刻，某些历史背景也能帮助我们判定它是否为北宋官刻。北宋官刻之书，不仅如李子君教授所讲的校勘精审，刻印亦相当考究。原因是官刻可以举国家之力，甚至下杭州镂板，以求书品上乘。众所周知，雕版印书技术发展到北宋仁宗时，不但已经很普遍，刻印技术也已相当成熟。惟其已经相当普遍与成熟，它自身固有的优缺点才得以充分显现，于是才有在它充分发挥优势的同时，布衣毕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借以克服一种书雕一套版、一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的高工本的雕版印刷缺陷。在这样的雕印技术氛围中，说新发现本《礼部韵略》是北宋国子监官刻，其根据显得十分脆弱。且以日藏《礼部韵略》为例，其字体刀法要比新发现本娟秀得多，刀法要剔透得多，尚且被推断为民间翻刻，何况此书！

　　江西新发现《礼部韵略》基本可以肯定是民间坊肆翻刻，但翻刻的时段尚需进一步研究。从讳字上看，该书遇“弦、炫、舷、蛀”等字，右半“玄”字缺末笔;“乱”字右半“弘”字缺末笔;“集”字上半“敬”字缺末笔;“搬”字右半“殷”字缺末笔;“呕”右半“恒”字缺末笔，说明其对赵宋远祖及祖讳是回避的，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随”字右半“恒”字缺末笔，回避的显然是宋真宗赵恒的已祧之讳，说明此书之刻可能在仁宗一朝或稍后。而仁宗赵祯御名本书未曾遇到，因而也就未见“祯”字之下标注“今上御名”。至若仁宗之后的英宗赵曙、神宗赵顶、哲宗赵煦、徽宗赵估、钦宗赵桓之御名和嫌名，则均不予回避，说明此书之刻不会晚于北宋。南宋高宗赵构、孝宗赵杳、光宗赵停、宁宗赵扩诸帝的御名和嫌名更不予回避，说明此书之刻根本不会晚到南宋。然作为《集韵》的韵略—《礼部韵略》，就修在仁宗景佑四年(1037)，至哲宗元佑五年(1000)才又诏太学博士孙愕进行增补，而此本无增补迹象，表明其翻雕的底本绝不是孙氏增补后的版本，而是增补前的版本。前到什么时候，大概应该在仁宗景佑四年(RO37)以后，英宗治平元年(1064)以前这个历史时段。若是元佑五年孙愕增补之后，再翻刊增补前的《礼部韵略》，就已失去举子实用价值，书会没人购买的，所以其翻刻当在元佑五年之前。

　　前边说过了，《韵略》是应举子科考诗赋而产生的工具书，这类书收字归韵一定要准确，避讳之字不能含混其词，否则就会贻误考生，不利国家摧选人才，所以刊版不容轻慢。即或是民间坊肆翻刊，也不敢在这两点上掉以轻心。王棣《燕翼贻谋录》卷一载:“国初进士科场尚宽，礼闹与州郡不异。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带人，除官韵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宋程大昌《续演繁露》卷二也说“举子前此许挟书，至样符止许带《礼部韵》”。因知在北宋科场制度渐严的情况下，仍许举子挟带《礼部韵略》入场，以备一时记不清是否出韵、是否犯讳而检正。所以这类书，举子们几乎人手一部，相当今日的工具书，用量比较大。用量一大，官刻供不应求，便给书坊留下借以营利的空间，于是争相翻刻。但不论怎么为营利，对该讳之字当不敢稀松，稀松了，不光害了举子，反过来，举子不信任，书卖不出去，最终也害了坊肆自己。江西发现之《礼部韵略》许多未讳之字，恐不是镌刻时的轻率与粗疏，而是未届该讳之时，因此该书的讳字状况，应该可以作为我们判断其版刻时段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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